魏晋南北朝为何被称为“乱世”

“魏晋南北朝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“乱世”。在此期间,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,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、政权倾覆,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; 只有西晋短短36年,勉强算是名义上的“统一”,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。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,多重矛盾交错并织,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“历史漩涡”,素为治史者所慨叹。    

从大历史的视角看,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瓦解期,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。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,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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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积极推动“中日合邦”

戊戌年,康有为及其党徒积极推动光绪搞“中日合邦”

如第209期所述,甲午之败将“康(有为)党”推上了改革前台。“康党”名义上虽高举“维新”旗帜,但其政治倾向“反满反清”,其具体政治行为,更有浓重的“革命”嫌疑。①

“维新”抑或“革命”,自然并无对错可言。真正可议者,乃在其具体内容。如康有为意欲鼓动光绪设立“制度局”,以架空、取代清廷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各级官僚行政机构,即属异想天开,断难实现。而戊戌年最荒唐的政治构想,莫过于所谓的“中日合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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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苦的晚清“西学第一人”

严复痛斥君王窃国,盛赞民众乃国之真主,却反对兴民权抑君权

 

甲午惨剧,震荡朝野,“自强”二字,由此成为全民共识;且如前期所言,甲午之后,李鸿章辈对改革的认知,已丝毫不逊于所谓“维新派”。但最终,改革旗帜却落于仅“窃东西洋皮毛”的“康有为辈”之手,以致演变成喋血悲剧。①有鉴于此,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:戊戌年何以没有更老成持重、声望素著的开明重臣出来主持改革?仅仅是皇帝的个人喜好问题吗?

答案是否定的。事实上,戊戌年前后的一个典型现象乃是:人人争谈“自强”,却鲜有人敢于轻易说破自强的正确路径。且以“民众素质论”为例——今人多半会认为,当日以“民众素质不够”为由阻碍改革者,必是执政当局;其实却不然,改革派自身,当日亦多以此为由,回避启动实质性的改革。严复与张之洞,即是其中典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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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变法潜藏着一个大阴谋

思想层面,梁启超认为其师康有为“往往抹杀、曲解证据”

如前期所言,甲午之后,似张之洞这般较透彻时局者,多因“中国民智未开,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,君权太重,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”,而退居一隅坐观形势;结果使仅“窃东西洋皮毛”的“康有为辈”成了变法旗手。①

所谓仅“窃东西洋皮毛”,虽是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,却也相当中肯。康氏学问浅陋,同时代人多有指摘。如叶瀚评价称:“南海伪学,其势虽昌,其存不久,然逆料将来,必一败涂地”;翁同龢目之为“说经家之野狐禅”……当然,最有说服力,还是康氏得意弟子梁启超的说法:

“(康有为)以好博好异之故,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,以犯科学家之大忌,此其所短也。有为之为人也,万事纯任主观,自信力极强,而持之极毅,其对于客观的事实,或竟蔑视,或必欲强之以从我。其在事业上也有然,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。”②

康氏学说,宣扬“孔子改制”,力求将西方近代民权、立宪思想,与孔儒之学揉为一体。梁启超早年亦沉迷此道,但日后幡然,有着极深刻的反省。梁氏曾毫不留情地批评乃师实属“舞文贱儒”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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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改革派最痛苦的纠结是什么

甲午惨剧,震荡朝野,“自强”二字,由此成为全民共识;且如前期所言,甲午之后,李鸿章辈对改革的认知,已丝毫不逊于所谓“维新派”。但最终,改革旗帜却落于仅“窃东西洋皮毛”的“康有为辈”之手,以致演变成喋血悲剧。①有鉴于此,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:戊戌年何以没有更老成持重、声望素著的开明重臣出来主持改革?仅仅是皇帝的个人喜好问题吗?

答案是否定的。事实上,戊戌年前后的一个典型现象乃是:人人争谈“自强”,却鲜有人敢于轻易说破自强的正确路径。且以“民众素质论”为例——今人多半会认为,当日以“民众素质不够”为由阻碍改革者,必是执政当局;其实却不然,改革派自身,当日亦多以此为由,回避启动实质性的改革。严复与张之洞,即是其中典型。

严复曾被康有为誉为晚清“西学第一人”,甲午之前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北洋,但因有吸食鸦片之恶习,故长期“不预机要,奉职而已”。甲午之败,严氏深受震撼,对李鸿章怨愤甚多,遂欲改投张之洞幕府。改换门庭之前,1895年3月,严氏在天津《直报》上连续刊文,阐述其变革理念。最引人注目者,乃《辟韩》一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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